交易所,交易所排名,交易所排行,加密货币是什么,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加密货币平台,币安交易所,火币交易所,欧意交易所,Bybit,Coinbase,Bitget,Kraken,全球交易所排名,交易所排行编者按：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稳健起步至关重要。而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5年是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历程中值得铭记的一年。2025年，面对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稳定支柱。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离岸汇率自贸易战低点持续回升，在年末实现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7.0双突破。

　　在此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怎么看待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展望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路径，观察者邀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杨长江教授进行深度解读。

　　观察者网：回顾2025年，离岸人民币汇率在4月份曾触及7.43的高点，随后人民币一路走强，终于在年底突破7.0，进入了“6时代”。这是自2024年9月底以来，离岸人民币汇率首次突破7.0关口。从您的角度看，当前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是否合理？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存在关于人民币“被低估”的讨论甚至炒作，部分声音鼓吹人民币需要大幅、快速升值。我们应如何看待来自美欧等地的这类观点？

　　杨长江：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做一个根本性判断：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处于“严重低估”状态？这是后续所有讨论的前提。但这个判断本身并不简单，因为所谓“汇率水平”，尤其是“均衡汇率”，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概念。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如果从一个长期视角出发，判断一国汇率合理水平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巴—萨缪尔森效应”：一国的汇率水平应当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率水平相匹配。这是理解汇率问题的基本原理。

　　汇率的本质就是一个“转换器”，使得各国以本币标价的价格能够放在同一套度量衡中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将价格置于同一个坐标系下，我们才能判断：中国的价格相对于美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究竟是偏高还是偏低。这种可比的实际相对价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际汇率”。

　　我们日常讨论的“一美元兑换多少人民币”，指的是名义汇率。但名义汇率必须结合各国的物价水平，最终换算出的、能够进行国际产品价格真实比较的指标，才是实际汇率。

　　虽然表面上看，大家是基于名义汇率来讨论人民币是否合理，但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判断其实是：在当前汇率下，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是否“低得不正常”？如果确实低得不正常，那就意味着汇率被显著低估。

　　客观讲，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价格水平本就存在差异。一个清晰的总体规律是：经济越发达、越“富裕”的地区，整体物价水平越高；而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整体物价水平则越低。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我国的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2024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基于2021年的数据测算），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相比以往均有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我们已不像过去那样“落后”，物价也不再那么“低廉”，目前整体处于一个较为“居中”的状态。这正是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一个基本判断。因此，西方一些国家动辄指责人民币“严重低估”、并要求其大幅快速升值的论点，其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点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人民币汇率谈不上“严重低估”，但确实也积累了一些“低估因素”。这与现实中的汇率波动、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特点有关，归根结底源于汇率本身的双重属性。

　　汇率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实体经济属性，二是金融属性。一方面，它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由经济基本面决定；另一方面，它又是金融市场上的一种资产价格，是外汇市场交易出来的结果。虽然市场对汇率的长期看法以基本面为锚，但外汇市场存在大量短期交易，这些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预期和情绪的支配，因此短期汇率往往更多地由金融因素主导。

　　过去几年人民币之所以积累了一定的低估压力，从外部看，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金融属性带来的预期变化。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国际市场上曾长期弥漫着对中国的疑虑：中国能否扛住压力？会不会被击垮？一度存在相当悲观的市场预期，而这种预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市场开始转而炒作人民币升值，而几年前却没有这种声音。因为经过贸易战的洗礼，中国不仅没有倒下，其经济韧性反而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这种不断增强的信心，正在被外汇市场更充分地认识和定价。

　　外部预期已经从“极度担忧人民币可能大幅贬值”，转向“中国能够承受住冲击，不会崩溃”。这种预期的深刻转变，是当前汇率变化的重要背景。早前人民币汇率走弱至7.4甚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外部悲观的预期、市场的炒作以及金融层面的扭曲有关；而现在，市场才开始更明显地反映其升值的内在压力。

　　与此同时，人民币存在的低估压力也与国内实体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扭曲有关，这对应的是汇率的实体经济属性。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虽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但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的增长表现依然稳健。长期的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竞争力增强，本应构成人民币长期稳步走强的基本面支撑。

　　然而，过去一段时间，这些基本面利好并未在汇率上得到充分体现。除了外部信心不足之外，国内也存在一些经济扭曲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国内的整体价格水平，从而形成了汇率上的低估压力。

　　例如，一个传统的影响因素是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仍面临一定障碍。国内在不同地域、行业之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我们之所以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因为深层次的市场统一尚未完全实现。现实中的市场分割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价格水平——理论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可以更高，但由于分割，价格被压低了。

　　举例来说，部分行业对某些劳动力群体并未完全开放，导致许多人只能涌入外卖等门槛较低、竞争激烈的行业。这加剧了这些行业的竞争，从而拉低了整体物价水平。这是人民币低估的一个传统来源。这就是当下备受讨论的“内卷”现象。

　　过度竞争引发的“价格战”，使得国内价格显得较低。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如此严重的内卷，中国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理应更高一些；映射到实际汇率上，就意味着中国的相对价格水平应该比现状更高。内卷通过恶性竞争压低了价格，这是一种由市场扭曲所导致的人民币低估因素。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部分成本尚未被充分、合理地定价。例如，电力价格的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仍受补贴等因素影响；再如，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碳价、环境成本等虽然已取得进步，但尚未完全内化到价格体系中；土地成本等因素也有类似情况。

　　所以人民币的汇率没有被“严重低估”，中国的价格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低得离谱；只不过确实“低了一点点”。

　　观察者网：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向问个问题，您是否觉得欧美的货币被高估了？

　　杨长江：从根本上说，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相互定价的关系。例如，美元与人民币之间会形成一个汇率，美元与日元、欧元、印度卢比等货币之间也各自存在相互定价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观察到的西方国家物价普遍较高，其中确实包含一些“高估”的因素。无论是国人出国旅游，还是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常常会感叹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惊讶于价格为何如此之低。当然，物价比较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国为唯一标尺，因为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但若依据“巴—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逻辑来分析，西方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昂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过头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医疗行业：医疗费用及许多服务性收费，总体上都高得离谱；许多商品售价也显著偏高。这背后既有与美国产业结构相关的深层因素，也有行业保护的原因。例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医疗行业的准入壁垒极高，这种保护机制维护了既得利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行业体系。

　　所以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价格扭曲，其表现形式并不相同。或许我们可以将西方视为中国“内卷”现象的另一个极端：同样的商品，在我们这边可能因竞争激烈而被压得偏于廉价；在他们那边，却可能通过品牌、营销以及长期积累的软实力和话语权优势，卖出远高于“正常价格”的溢价。因此，西方部分货币确实存在被高估的成分。

　　第二点则更为关键。最近这几年，相对于中国，西方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通胀高企，而中国的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这构成了我们讨论当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我刚与一位从瑞典回国的老师交流，他从生活体验出发，提到瑞典过去五年物价差不多翻了一倍。美国这几年的物价涨幅也非常显著，相关数据和报道很多。为何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疫情冲击、地缘政治（例如欧洲廉价能源时代终结）带来的供给约束，以及疫情期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尤其是美国在疫情期间的货币扩张力度，整体上远远超过了整个2008年金融危机期。

　　这些因素叠加，导致近几年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非常明显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总体物价水平相对平稳。也就是说，从一个动态变化的角度审视，我认为高估的成分是存在的。像西方国家这样快速、大幅度地累积通胀，在历史上并不常见。

　　观察者网： 按照传统理解，汇率升值往往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贬值则效果相反。因此，当前存在一种担忧：人民币升值表面上是利好，但可能导致出口承压、就业受冲击，反而不利于经济修复。

　　然而，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现象：今年11月，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贸易顺差，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从您的视角看，尤其是在疫情后欧美经历大通胀的背景下，应当如何理解这种“人民币升值与顺差扩大”并存的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美在疫情期间遭遇巨大冲击，竞争力受损，反过来增强了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这种解释是否成立？再加上国内正在推动“反内卷”，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这一趋势？

　　杨长江：我认为讨论人民币升值，关键还是要回到两个层面：它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冲击有多大？我们是否仍处在必须依赖汇率优势的发展阶段？

　　您刚才提到的“升值会对出口产生压力”，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结论。但问题在于，这一结论的有效性及其影响程度，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关于汇率低估是否一定有利，其实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越弱越好，越能保住出口和就业。但如果一个货币贬值过度、低估明显，它对经济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是有分歧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其实无需对人民币升值过度恐慌，因为我们已经逐渐告别了将汇率作为经济发展“决定性工具”的阶段。这个判断，我可以借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来佐证，很多人称之为“新论”。

　　传统的主流看法，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倾向于认为汇率作为价格信号，最好不高估也不低估，由市场自行走向均衡水平即可。

　　但罗德里克在研究中国、东亚等经济体发展历程后，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另一套逻辑。他认为，对于许多仍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尚未跨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而言，适度的汇率低估反而可能是有利的。

　　因为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的经济体，内部往往存在各种深层扭曲，包括市场分割、要素错配、制度摩擦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汇率低估本身也是一种“扭曲”，但它可能起到一种“以毒攻毒”的效果，即用一个可控的外部扭曲，去对冲内部那些更顽固、更难改革的扭曲，从而为产业赢得一点额外的竞争优势。

　　今天中国已经跨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收入水平、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都决定了我们不必再依赖低汇率保住竞争力。我们已经跨过了人均1万美元的门槛，在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中，发展水平处于“中间偏上”，而非过去那种明显落后的状态。我们不再需要将“汇率低估”作为核心的竞争手段来使用。

　　而且，从最近这些年的现实表现看，中国也有能力消化升值压力。首先，从出口结构看，中国的竞争力近几年发生了质变。我们依靠超大规模市场、对实体产业的系统性支持、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再叠加完整的产业配套、产业集群和工业体系，在疫情后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疫情三年之后，许多国家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制造”的能力边界。外部看待我们，有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意味。所谓“新三样”中的电动汽车就是其中的代表。但事实上，我们不仅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在传统燃油车的体系能力上也已经变强了。

　　更广泛地说，中国正在进入许多原本被西方视为“自留地”的高端领域。过去他们希望我们从事低端环节，他们自己占据高端，各得其所；但当中国也开始进入高端领域时，他们心理上准备不足，政策上便开始围堵。这就是贸易战、技术封锁的底层逻辑：试图阻止中国沿着产业升级的路径向上攀升，但这实际上很难阻挡。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许多出口产品已经不再完全依靠“价格优势”，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价格优势：包括质量、供应链的稳定性、规模效应、迭代速度和工程化能力。这些优势都不是单靠货币贬值就能换来的。

　　当然，我也必须补充一点：升值对于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行业确实不太友好。中国也不可能“全做高精尖”，这不现实。我们是一个大国，就业结构决定了中端、低端乃至一部分更低端的产业仍然需要保留，因为它们对吸纳就业至关重要。

　　但即便在这些传统行业中，中国近几年也经历了更为严峻的考验。来自贸易战的冲击，实际上比汇率升值带来的冲击更为猛烈。贸易战迫使我们一方面继续提升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将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全球布局：很多生产环节不一定都集中在国内，而是以中国为核心，去组织一个更分散、更具韧性的全球生产网络。

　　像玩具、纺织品这些“老行业”，经历的正是一次结构性的重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凤凰涅槃”。我们并非依靠“压价硬扛”来保住市场份额，而是通过供应链的重构来对冲外部政策冲击。

　　在这方面，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全球价值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板块——美国及其主导的体系、欧洲体系、中国体系。中国体系的腹地非常广阔，尤其是东盟地区，它对于中国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外溢至关重要。东盟本身也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它既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也帮助中国分散外部压力。

　　因此，贸易战那么大的冲击我们都扛过来了，今天面对汇率升值，就不必像十年、十五年前那样“喜忧参半”，反而可以更坦然一些。但您后面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既然我们能承受，那人民币是不是就应该快速升值？我的回答是：不应该。

　　对中国最理想的状态是：长期、缓慢地升值。第一，在方向上可以升值，但节奏要慢。第二，我们所说的“升值”，其本质更应该被理解为实际汇率的升值：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物价水平、工资水平逐步抬升，中国的东西就应该更“贵”一点。这是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追赶逻辑。

　　但如果名义汇率出现急升，外部会带来“超调”，内部扭曲会被放大，市场预期很容易自我强化、自我实现，形成循环，金融市场就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预期成为共识，那么会产生相当强大的趋势性需求，给外汇汇率造成极大压力

　　前两年市场还在炒作“破8”，现在又开始炒作“全面进入6时代”。人民币汇率进入“6时代”或许并不奇怪，但如果不加以适当管理，市场可能很快就把预期推到“5时代”，那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

　　上一次关于“人民币严重低估”的争论最激烈时，大概是2005年汇改前后。当时美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外部舆论也与今天相似。那一轮启动升值后，曾阶段性地升值过快，市场一度出现“破6、冲5”的预期，汇率开始显现高估迹象。再往后到2015年前夕，我们又经历了“升值过快—预期反转—市场炒作”的链条，2015年8月的汇改正是在那个背景下发生的。简而言之，汇率急升的代价很高。

　　因此，在外部存在炒作压力的环境下，我们对名义汇率的升值必须保持谨慎。再补充一个更本质的观点：即便要实现实际汇率升值，也不只有“名义汇率快速上升”这一条路。还有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内部改革，让工资、物价在更健康的轨道上逐步抬升。名义升值与国内物价上行，都能推动实际汇率升值，两者在效果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升值的主渠道应该是推进内部改革，包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治理“内卷”、减少要素市场分割、让工资更合理地增长、让价格体系更真实地反映成本。您看，为什么工资上不去、“内卷”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些深层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地由我们自己享受，物价和工资水平自然会上一个台阶，这也是一种“升值”，而且是更稳健、更可持续的升值。

　　所以我们不必将这一轮升值简单地理解为“利好”或“利空”。关键在于节奏管理：可以升值，但要缓慢；更重要的是，通过内部改革，将实际汇率的上升建立在更健康的国内经济结构之上。

　　观察者网：现在世界正处于“弱美元周期”。如果我们参考人民币与英镑、欧元的汇率，其实会发现人民币在过去一年中并未大幅升值，某些时段甚至相对贬值。在您看来，弱美元周期将如何影响市场的升值预期？若美元持续走弱，您是否会修正之前的判断？

　　杨长江：您提出的汇率问题非常关键。汇率本质上是货币间的相对价格，涉及多币种比较。当前美元已进入降息周期，走弱的可能性较大，总体趋势偏向疲软。因此，我之前谈到的人民币升值，应理解为相对于一篮子货币（包括欧元、英镑等）的整体表现。

　　若美元因其国内因素显著贬值，人民币将与欧元、英镑一样对美元升值。这类升值并非人民币特有现象，不具特殊性，也不会成为市场单独炒作的主题。我此前所讨论的，是在剥离美元周期等外部干扰后，从一般意义上的整体汇率水平出发的。

　　观察者网：如果将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与促使美元贬值的因素一并考虑，您预计到明年年底汇率可能处于什么水平？

　　杨长江：具体点位的预测涉及太多变量，我一般不倾向给出精确数字。但如果询问方向性判断，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将进入“6时代”。进入“6时代”是一个大趋势，且这个阶段很可能持续数年。

　　观察者网：此前与其他专家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时，有观点提到可参考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时期德国马克的路径。当时美元大幅贬值，德国马克通过保持较强购买力与货币相对强势，加速了国际化进程，并最终成为欧元的重要基础。您认为这条逻辑是否符合未来人民币的定位？

　　杨长江：您刚刚谈及的，本质上是“汇率走强”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马克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我更倾向于将其置于一个更宏观的框架中审视。我认为，货币国际化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

　　第一是作为交易货币，即在贸易结算中被使用；第二是作为投融资货币，即在投资与融资活动中被使用；第三是作为储备货币，即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配置为外汇资产。传统国际化路径往往从贸易结算开始，进而拓展至投融资，最终成为储备货币。储备货币通常被视为更高阶段，因为它意味着他人愿意将财富寄托于该货币，代表了一种深层信任。

　　对中国而言，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当前动力结构中，汇率扮演的角色十分关键。其作用机制尤其与储备货币职能相关——即人民币需要成为全球公认的安全资产载体。我认为，我们正处在这一转化的历史性窗口期。

　　需要强调的是，2025年在金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人称2025年为加密资产与稳定币的“元年”，这固然是一种现象。但在我看来，2025年还有一个同样关键，甚至更具结构性的变化：美国安全资产地位开始动摇的“元年”。这一点至关重要。

　　今年我们见证了美元汇率、股市、债市所谓的“三杀”。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尽管美国是危机源头，全球资本却反而流向美国，因为市场仍深信“危机中最可靠的仍是美国”，当时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非常稳固。“安全资产短缺”长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难题：全球增长动力多来自南方国家、金砖国家，但能持续提供安全资产的却仅有极少数发达国家，因此过去二三十年安全资产始终供给不足。

　　随着中国推进去美元化进程，10月中国持有的美债数量降至6887亿美元，创2008年10月（6841亿美元）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一，考虑将稍弱于美国的发达国家国债纳入安全资产范畴。例如，欧元区部分国家曾试图“搭德国便车”，扩大自身国债供给、挤入安全资产行列——但欧债危机证明此路不通：发展水平与财政基础若不够坚实，安全性便难以确立。

　　其二，考虑以民间部门补充官方供给。2008年前，美国曾通过影子银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民间“创造安全资产”，但金融危机同样证明此路难以持续。

　　这两条路径受挫后，市场共识反而进一步加强：真正经受得住考验、获得普遍认可的安全资产，仍高度集中于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因此2008年后的十几年间，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共识相当牢固。

　　然而当前争论焦点已转向一个新问题：即所谓“新特里芬两难”的安全资产版本。其逻辑在于：美国若不大量发行国债，则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无法满足；但若发行过多，又可能危及美债本身的可持续性。这被视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矛盾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新特里芬两难”的讨论隐含了一个前提：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本身不应被质疑。安全资产的核心属性即“毋庸置疑的安全性”，英语常称之为“no question asked”——无需也不应被质疑。一旦质疑开始，其地位便会动摇。

　　这类似于恋爱关系：感情稳固时不会终日追问“你是否爱我”；一旦反复质问，便说明关系已出现问题。美国目前正处在这种状态：市场开始左右审视，信心出现动摇。

　　我认为，这种动摇与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的演进有直接关联。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未料中方此次强势应对、正面交锋。这种“硬碰硬”的较量，反而暴露出美国的相对弱势，从而更容易引发对美债安全资产地位的质疑。

　　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为了维护体系稳定，还是基于中国自身利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都势在必行。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机会之窗”何在？我认为正在于：为世界提供新的、可信的安全资产，即中国国债。

　　中国国债的安全性，市场已有基本共识。过去常有观点以资本账户未完全自由兑换质疑人民币国际化，但恰恰在安全资产与债券市场领域，中国开放度相对较高：外国机构进入中国债市的渠道较为顺畅，并不存在根本性障碍。

　　以往在利率方面中国并不占优，因为美国一度利率较高、中国相对较低。但随着美元进入降息周期，人民币安全资产的吸引力得到关键提升。同时，从长期看，若人民币汇率能保持基本稳定甚至缓步走强，也将增强其汇率收益，进而提升人民币资产的综合吸引力。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历史机遇。在当前窗口期，我们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策略。

　　就现阶段而言，我的判断是：使人民币成为安全资产的载体、向全球展示中国安全资产的可靠性，是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更为紧迫的任务。这可能是一条“弯道超车”的路径。原因在于：推动本币作为贸易货币会遭遇现有贸易网络惯性与外部性的制约，转换成本高；作为投融资货币则受制于支付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与跨境渠道的控制，推进难度大；

　　但从“安全资产/储备货币”视角切入，恰恰呈现了一个结构性机遇：美国安全资产地位受冲击，而中国已具备相应条件。因此，若能在汇率稳定、金融开放、资产供给等方面进一步“助推一把”，我认为十分必要。

　　总之，人民币汇率走强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德国马克经验的借鉴，更契合了一个更普遍、更结构性的国际货币演进规律。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与中国在全球关键资产领域的竞争在加剧。例如，中国长期以来在南美（如智利）的铜矿和非洲的矿产资源领域进行投资布局。而美国在其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也表明了意图在欧美及美洲等地区限制中国资本的影响，甚至暗示推动相关资产的控制权转移。

　　而且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行动，更延伸至对全球关键矿产的定价权争夺。以铜、银等对工业电池、芯片至关重要的矿产为例，美国正通过系统性的战略，试图主导全球供应链和库存并影响价格。这已经给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依赖稳定原材料供应的我们，在库存和成本管理上带来了挑战。

　　争取对关键资源的定价权，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目标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旨在重构全球资源供应链的操作的挑战？面对其所带来的系统性金融与定价权风险，应如何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结合汇率等金融政策，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以维护自身利益？

　　第一，在目前大家已经关注到的传统资源定价权当中，美国在石油定价、铁矿石定价这些领域有传统优势。它也会通过控制矿产、围绕中国进行围堵等手段进行围追堵截。

　　在传统资源定价当中，中国也有我们的布局，比如非洲几内亚的铁矿以及我们现在和澳大利亚铁矿石方面的谈判。在传统资源定价上，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是最大买家的地位。我们是“金主”，对不对？我们过去被人欺负，钱花了还受窝囊气。现在我们正在通过海外布局、通过国内进一步加强协调，试图做一些突破，采取一些措施。这是第一点。

　　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释放出了一些对中国在海外投资不利的信号

　　第二点，我们必须承认，在传统行业、传统领域当中，对方的优势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立刻就能冲破的。所以在传统领域我们要更加长期地布局应对，保持我们的能源供给，保证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韧性。但在新的领域当中，我们要大胆突破。

　　我认为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定价权，就是“碳的定价权”。本来气候危机、绿色转型是全球公认的议题，但现在美国退群了，欧洲赖账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要顺势而为，更要举起道义上的大旗，同时发挥我们的市场优势，我们要成为全球碳定价的重要力量。

　　碳交易对中国来说其实也是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国内碳交易市场，通过全球合作形成碳价格，通过全球南方的协调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引导性作用。在碳定价上，中国责无旁贷。

　　第三层，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定价权最核心的问题不在“硬”，在“软”。定价权折射出的问题是中国不会讲故事。从广泛意义上讲，定价权不仅是原材料定价，产品定价更是定价。

　　我们制造业实力现在没人质疑，那为什么我们还觉得受窝囊气？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制造这么强大，产品卖得不够好？背后就在于我们还不够会讲故事。国家一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我们也要知道“虚实相生”。“虚”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从现在来讲，我们要更加关注“虚”的一面，也就是软实力的一面。我们要真正学会用国际上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的传播，让大家理解中国的东西是好的、中国的故事是好听的，从而获取定价权。

　　我开玩笑说，中国现在对理工科这种“硬核”的东西足够重视了，在国际上都差不多具有垄断地位了，这背后说明我们理工科进步很强，这是非常必要、非常好的。但我们现在要适度发展文科，现在我们的很多问题不是我们“硬”的东西不够硬，而在于我们“软”的东西发展不起来，就使得我们在定价权上处于被动。

　　所以如果中国真正走向一个大国，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短板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争取定价权，就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我们的软实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体系。

　　观察者网：最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个人最关心的问题，随着美元信用下降，尤其是黄金价格飙升之后，全球似乎正在重新发现贵金属的货币属性。前几年俄罗斯也开始说要试图打造一个“金砖币”，并试图将其与黄金等资源挂钩。

　　近年来我们国内关于“无锚货币时代是否已经要结束”的讨论声音也逐步出现了。您觉得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某种“锚”的货币体系？如果需要，这个“锚”是什么？如果不需要，为什么？

　　杨长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人民币所谓“寻锚”，有没有锚，未来要寻什么样的锚，这确实是最近十几年讨论比较多的热点话题。但是大家可能忘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当时也有一次关于人民币“寻锚”的争议：人民币的货币基础是不是黄金？你也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在讨论“锚”是不是黄金。

　　论战双方，一方是复旦大学的叶世昌教授，他是研究金融史的，属于“黄金派”，主张人民币的货币基础，也就是它的锚，是黄金。另一方被称为“非黄金派”，是武汉大学的李崇淮教授，他认为在今天，货币的锚并不只是黄金才算锚，锚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实际上所有商品都可以是一种锚。我觉得当年的争议，对今天理解人民币“寻锚”的讨论很有帮助。

　　在我看来，人民币的锚不可能是黄金，也不可能是现有一些学者提出的碳、新能源、光伏等等。国际上的一些学者也有这种提法。既然美国当时锚定了石油，我们是不是应该锚定别的东西？这一讨论并没有超出当年的讨论范围，而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货币是有购买力的，人民币能买到商品，这就是最大的锚。

　　中国现在是所谓“工业克苏鲁”，我们拥有的超强实体商品制造能力，就是人民币之锚。我们的实力越强，意味着人民币能换来的东西越多，人民币的购买力就有持久保证。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有个锚，那么它不会是黄金、光伏这种具体的东西，而是我们整体制造能力所代表的、抽象意义上的“商品”，这就是我们的锚。我们每年生产这么多商品，这是人民币的后盾、底气，这也是我们人民币成为安全资产的底气。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币值稳定，维护我们的商品供给能力。因为它是近期、未来若干年，人民币的价值之锚。

　　观察者网：从我个人理解，二战以后美国在生产力上曾经一度也占据与我们类似的生态位，它在工业方面很强，然后在1971年暂停了金汇兑本位制，转向了无锚时代。如果只是从生产力定义锚，那这种货币本质上还是依靠国家信用背书，还是一个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的延续，这样理解对吗？

　　杨长江：这里就涉及基本概念理解了。美元在金本位制下，明确规定含金量，锚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可以想象，1970年代美国无法维持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可如果美国当时的生产能力极其强大，美元可以充分换来高保值的商品，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盯住某一种单一商品呢？我的看法是，把锚理解为一定要有某种单一商品作为锚，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美国一开始以黄金为锚，后来所谓“石油美元”之后以石油为锚，或者说挂钩石油、掌握石油定价权，未来是不是还会以加密资产之类为锚，各种说法都有。我觉得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把锚理解为某种非常具体的商品。但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会再有这样的具体商品成为锚了。

　　杨长江：对，我们已经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发行只可能和一个抽象意义上的“一篮子商品”建立关联，它绝不可能再回到“跟某一种商品或者某几种商品保持明确对应关系”的时代。

　　所以你理解为锚，最简单就是：人民币是值钱的，它可以买到我们社会需要的各种东西，它都买得到，它的币值是稳定的，这就是锚。它不是体现在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商品上，而是体现在你生活的感知当中，体现在你持有货币、它和现实商品之间的兑换关系当中。

　　我们从金本位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对于金本位制，凯恩斯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叫作“金手铐”。它的本质在于，黄金的供应量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

　　我对金本位制的评价是，“不问苍生问鬼神”。任何一种具体的商品，都存在供给上的特殊性，黄金如此，其他商品也是如此。所以，当人类今天已经进入信用本位时代，就意味着我们把货币的发行权交给了人类自己，而不是交给一个第三方，或者一个意念中的东西。你看比特币，它也是想交给一个人类自己构造出来的东西，因为人类不相信自己。这里有点哲学的味道了。

　　所以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反思的问题是：如何约束人类，特别是不同主体那种滥发货币的欲望？它就像小孩子一样，有时管不住自己。

　　而在我看来，能够束缚这种欲望的，不是靠我们今天重新通过某种规则方式或盯住某个具体东西。最关键还是靠竞争。哪个国家的货币能够提供最多、最稳定的商品购买力，能够买到东西，并且这种购买力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相对于其他货币更加稳定，这就是它的锚，就是它的竞争力。

　　通过这种竞争，大浪淘沙，让市场来选择到底哪种货币是最好的。这种选择意味着，它一定是市场对一篮子货币的综合选择，而不是与某个单一商品保持固定的兑换比价关系。

　　杨长江：最后我想再说一点。人民币的汇率，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就汇率而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技术生产力不断进步，各行各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国运昌则币运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管理。所以我完全同意目前最新的中央精神，即要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对于升值，最好的方式是打消强烈的单边升值预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缓慢、有序的升值，尤其是通过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比方说理顺内部经济格局，改变扭曲的经济关系，使得物价水平、工资水平都有一个合理的调整。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升值，才是最可持续、最长久的升值。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汇率上的各种纠结，是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解开汇率这个结，答案也不在汇率自身，而在中国经济的内部。我们要避免将汇率问题过度金融化，避免只从金融意义上来理解汇率（比如认为低估了就要大幅升值），而是要把汇率目前的状况与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联系起来。

　　我们既要看到汇率受金融市场短期影响的特征，也要看到它与经济基本面的联系。把理顺汇率问题，与中国整体经济质量提升、格局改革及开放推进相结合，这样汇率才能行稳致远。